作者： 约翰·马修斯 谭浩 2016-03-25

　　中国经济对自然资源的消耗正在接近危险水平。作为生产世界46%的铝、50%的钢材和60%的水泥的产业大国(参见Mathews, A. & Tan, H. 2015.‘China’s Renewable Energy Revolution’. Palgrave MacMillan, UK.)，中国经济2011年共消耗约252亿吨原材料，超过经合组织包括美、英、日、德、法、加、澳、韩等34个成员国所消耗原材料的总和。

　　中国经济对资源的利用效率仍然很低。中国经济每实现一美元GDP(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2005年不变价格)需要耗费约2.5公斤原材料，远高于经合组织国家每同等单位GDP消耗0.54公斤的平均水平。同时，中国经济产生大量的废弃物。2014年，全国仅工业企业产生的固体废物就达到32亿吨，其中20亿吨用于回收、堆肥、能源转化或生产建筑材料、筑路等。与此相比较，欧盟28国2012年共产生垃圾总量25亿吨(包括生活垃圾、工业垃圾等)，其中约10亿吨被回收使用或用于发热发电。到2025年，据预测(参见Hoornweg et al. 2013. ’Wasteproduction must peak this century’. Nature, 502, 615-617.)中国的城市固体废物产生量将可能达到世界总量的近四分之一。

　　如果任凭发展，这样的自然资源消耗水平和垃圾产生量将对中国自身乃至世界带来巨大压力。2015年12月，深圳的垃圾填埋场发生滑坡，造成至少73人死亡。近年来，由于兴建垃圾焚烧项目引起的公共事件数量不断上升。当中国经济越来越依赖进口的大宗原材料，特别是从政局不稳定地区进口这类产品，由此而来的地缘政治风险也随之上升。1990年，能源和矿产原材料进口仅占中国全部进口价值的5%，到2012年这一比例已经上升到30%。

　　中国对此正在采取行动。在过去10年中，中国通过设定具体目标并运用行政、金融、立法等措施促进废物循环使用，推行力度领先世界其他国家。这些措施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循环经济’，即把一些企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转变为另一些企业可以利用的生产原料，从而达到循环产业链的闭合。通过这一方式，原生材料的需求量和垃圾的产生量都将减少。

　　迄今为止，中国循环经济的成果尚不明显，而中国经济向循环方式转型面临巨大的障碍。在过去几十年间，西方国家实施循环经济的一个主要困难是促使企业间就工业副产品的利用实现合作。在这一方面，由于中国超过一半的工业活动是在各类工业园和经济开发区进行，中国具有特别的优势。针对这些工业园区开展循环经济，正在对提升中国的资源利用效率产生正面的影响。

　　例如，临近上海的苏州高新区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苏州高新区占地52平方公里，拥有近4000家制造企业。在那里，工业园中产生的铜废料被回收，并用于印刷电路板制造，从而减少了生产过程中原生铜的需求(见Wen, Z. G. & Meng, X. Y. 2015.‘Quantitative assessment of industrial symbiosis for the promotion of circulareconomy: a case study of the printed circuit boards industry in China’s SuzhouNew District’.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90, 211-219)。

　　没有其他国家有如此远大的目标。德国和日本都有促进资源再生利用的全面计划(比如德国1996年开始实施的《固体物质循环使用和垃圾管理法》，以及日本于2000年颁布实施的《建设物质循环型社会基本法》)。欧盟于2015年12月宣布了循环经济的一揽子方案，但这一方案仍有待实施。

　　在美国，包括卡特皮勒和地毯生产商Interface在内的很多公司都开展了公司层面的废物回收项目;另外还有譬如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市实行的‘零垃圾计划’那样的地区性项目。在世界范围内，产业内实现废物交换利用的‘产业共生’方式(参阅Chertow, M. R. 2000. ‘Industrial symbiosis: Literature and Taxonomy’.Annual Review of Energy and the Environment, 25, 313-337)在包括日本横滨、韩国釜山和澳大利亚奎纳纳等地都能找到成功案例(参阅Mathews, A.& Tan, H. 2011. ‘Progress toward a circular economy in China’.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logy, 15, 435-457.)。但是所有这些在影响和规模上都不及正在中国发生的实践。

　　雄心勃勃的计划

　　受到德国和日本相关立法的影响，中国于1990年代开始关注循环经济(参见诸大建, 1998, ‘可持续发展呼唤循环经济’. 科技导报, 9, 39-43)。2005年，中国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把循环经济作为由于过度消耗自然资源而产生的经济和环境风险的重要应对措施。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及包括环保部在内的其他政府部门，自此开始陆续发布循环经济实施的指导原则和推动产业共生的典型案例，比如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等(见Yu, F., Han, F. & Cui, Z. 2015. ‘Evolution of industrialsymbiosis in an eco-industrial park in China’.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87, 339-347.)。

　　中国制定了一系列税收、财政、价格和产业政策以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一个专项资金得以建立用于支持传统工业园区的循环化改造;资源综合利用企业可以享受税收优惠;国家发改委还和中央人民银行、银监会和证监会一起，出台支持循环经济相关项目贷款和在资本市场上直接融资的专门政策。在涵盖2006至2010年的十一五规划中，包含一整章关于循环经济的内容。2008年，中国通过《循环经济促进法》，明确循环经济的相关目标应当纳入地方政府的投资和发展计划。此外，国家对诸如煤炭、钢铁、电子、化工和石化等重点行业设定了相关的行业性目标。

　　在覆盖2011-15年的中国十二五规划中，循环经济进而上升为一项国家发展战略。其中提出的主要目标包括，到2015年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达到72%，资源产出率(即每单位资源投入对应的经济产出)较2010年提高15%。十二五规划还提出组织实施循环经济的“十百千示范”行动。这些包括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园区循环化改造、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再制造、“城市矿产”、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等十大示范工程;创建苏州、广州等一百个循环经济示范城市;以及培育1,000个循环经济示范企业和工业园区。2012年，发改委和财政部出台文件，要求到2015年50%以上的国家级工业园区和30%以上的省级工业园区完成以主要污染物“基本实现‘零排放’”为主要目标之一的循环化改造。

　　2013年，国务院发布“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及近期行动计划”，这样的战略在世界尚是首次。这一文件提出了发展循环经济的进一步目标，比如到2015年中国的能源产出率(每能源单位产出GDP)与2010年相比提高18.5%，水资源产出率提升43%，资源循环利用产业总产值从2010年的1万亿元增加到1.8万亿元。文件还提出了行业性的相关目标，比如，在煤炭工业煤矸石综合利用率达到75%，以及在电力工业粉煤灰综合利用率达到70%等。

　　这些指标中，有一些在本月发布的十三五规划得到进一步延伸。

　　成绩单

　　中国循环经济的进展如何?去年，中国国家统计局对四个循环经济相关的主要指标从2005年以来的变化进行了分析，这些指标包括资源消耗强度(每GDP单位的资源消耗量)，废物排放强度(每GDP单位的废物排放量)，废物回用率，以及污染物处置率。至2013年的8年间，资源消耗强度和废物排放强度指标分别改善34.7%和46%。这些指标的改善清楚体现了中国经济正在实现经济增长和资源消耗(如对金属、水、能源、生物质等物质的消耗)的相对脱钩。基于城市污水处理率、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和主要污染物去除率等二级指标计算的污染物处置率上升74.6%。而废物回收再利用进展缓慢，仅增长8.2%。在汇总这些指标的基础上，国家统计局建立了一个循环经济综合发展指数。这一指数从2005年的基数100上升到2013年的137.6。

　　经合组织的统计数据也表明，中国经济的资源强度从1990年的每单位GDP需用4.3公斤原材料下降到2011年的2.5公斤。然而与此同时，受经济快速增长的推动，中国的资源消耗总量从1990年的54亿吨上升到2011年的252亿吨，20年间增加了近5倍。

　　高新区的生态

　　苏州高新区是一个中国循环经济发展的典型案例。2005年，它被选为参加国家第一批循环经济试点的13个产业园区之一。2008年，和邻近的苏州工业园以及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一起，苏州高新区成为首批三个通过验收批准命名的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之一。

　　苏州高新区的规模远大于丹麦卡伦堡这样的位于西方国家的生态工业园。作为世界首个工业共生的样本，卡伦堡生态工业园的工业共生实践始于1980年代，目前有10余个企业参与其中，进行能源、水、气的共享，以及废物在不同企业间的回收交换。而苏州高新区截至2014年有超过16,000个产业活动单位，其中制造企业近4,000家，主要产业包括信息技术、电子、生物科技、医疗设备等。2015年全区实现工业总产值2,881亿元人民币。

　　中国采取多种“补链”措施，力求在工业园中建立跨产业的产业生态链。例如在苏州高新区，对印刷线路板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铜、金等金属废料进行回收再利用被视为一个“补链”的关键领域。因此，苏州高新区引进日本同和金属并与其成立合资公司，以利用后者在金属回收方面的先进技术。在金属涂层和线路板制造过程中产生的废蚀刻液等因此可以得到处理并得以循环使用。包括同和在内的电子废弃物处理公司还从含铜污泥等废弃物中提取再生金属和再生水等资源。在苏州高新区的其他循环经济实践中，一家高岭土开采公司将高岭土矿渣提供给下游企业，分别作为生产硫酸和建筑材料的原料;一家造纸厂利用区内一家化工厂产生的废氨水，用于造纸生产过程中所需的脱硫工艺等。

　　根据来自苏州高新区的数据，从2005到2010年间，苏州高新区的万元GDP能耗下降20%，2010年达到万元GDP能耗0.57吨标准煤，远低于全国万元GDP能耗1.24吨标准煤的平均水平。2010年化学需氧量(COD)和二氧化硫排放相对2005年减少47 %和38%(参见许岳香, 2015, ‘生态文明视域下苏州高新区循环经济发展实践’, 环境保护与循环经济, 9, 10-13.)。2010年全区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和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分别达到96%和91%，远高于这两项指标的全国平均水平(69%和86%)。

　　循环经济的主要困难在于促使企业间建立合作，就像上面提及的铜提取的例子那样，形成以废弃物为原料的供应链。一些观察者或许会对中国自上而下的组织方式存有异议;但是由政府和地方管理机构对工业园区进行管理，并对积极合作的企业给予回报，显然有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在此情况下，重点从如何引导单个企业，转变为如何影响一个企业群体的集体决策。

　　实现循环经济的经济利益是明显的。使用本地通过回收再生获得的原料通常更加便宜，从而有助于增加企业利润。政府的介入可以是一个优势，而循环经济的进展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各国政府如何发展相应的产业政策以及执行政策的能力。

　　不同产业实施循环经济的难度也各有不同。比如废旧金属的回收利用比较简单，而从工业污泥中进行金属提取需要进行化学分解，会相对困难。随着初级产品生产在中国经济比重的降低和较先进制造业(如太阳能面板)等比重的加大，循环经济会在中国产生更大的利益。而减少对进口原材料的依赖，也能增强中国的资源安全程度。

　　中国需要采取更多行动。中国需要确定向经合组织国家资源强度水平看齐的总体目标以及达到目标的路线图。中国还需要促使各个地方在这一方面开展竞赛，并对成果斐然的生态工业园区给予奖励。相关数据应当定期收集报告，像本文提及的苏州高新区的数据是5年前的，已经显得陈旧。如果看到经济效益，企业将会更有动力报告准确的数据。

　　在“十三五”以及后续的规划中，需要对钢铁、铝业等初级产品加工业设定更加有力的循环经济目标。对其他制造业，比如风机、电池储能、生物科技制造等，需要就产品在全生命周期的物质循环效率进行评价。中国需要建立更加有效的循环经济评估指标。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循环经济发展指数需要有更清楚的解释。同样地，经合组织成员国家需要采用统一的报告体系。中外研究人员需要加强合作，发展更好的评估体系和更加深入研究有关的产业共生案例。

　　主流经济学基于线性的经济运行方式，以GDP增长等作为评价国家经济表现的主要标准。现有经济模型需要进一步引入资源循环使用率等作为绩效指标，以体现真实的自然资源的流动，而不仅仅依赖比如财富或收入等抽象概念。在我们看来，从线性经济向循环经济转变是解决世界面临的资源安全问题的唯一途径。中国的循环经济战略是弥合全球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之间矛盾的重要一步。

　　在我们看来，世界的资源安全问题唯一的解决办法是逐渐远离线性经济，而拥抱循环经济。中国的战略是在全球范围内缩小经济可持续性与生态可持续性之间差距的一个显著进步。

　　【注】本文译自“Circular Economy: Lessons from China”。英文原文发表在2016年3月24日最新一期Nature期刊评论版。

　　作者：John A. Mathews (约翰·马修斯)是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管理学院战略管理学教授;谭浩是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商学院高级讲师，博士生导师。中文由谭浩博士翻译。